商鞅，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改革家，他的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强大的国力基础，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改革，六国军队在秦军面前才会溃不成军，丢盔卸甲，甚至被成建制地屠灭，惨烈程度令人咋舌。
可以想象，那时秦军的恐怖程度。每次战后，无数血淋淋的首级整齐排列，文官点数记录，士兵站在堆积的人头后，满面笑容，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对秦国百姓而言，上战场杀敌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，因而一听到国家要征战，民众便互相道喜，期待战争来临，亲属嘱咐参战男子务必多斩敌首。商鞅正是洞察人性，将百姓的残酷化作战场动力。 《战国策》中描述秦军士兵：脱下盔甲，光膀子冲向敌人，左手抱人头，右手夹俘虏。难怪其他六国都称秦国为虎狼之国。晋升爵位不仅意味着荣誉和田宅，还可免除徭役，甚至抵罪——即便触犯刑律，只要获得爵位，也可能仅降职而免于体罚。 爵位还决定一个人在秦国的衣食住行，几乎涵盖生活方方面面。商鞅变法后，个人的生计完全取决于在战场上为国家斩下多少首级，人头的数量直接影响其生活待遇。这种制度极大激发了百姓的动力。为了防止有人因累积财富而怠惰，商鞅设立规定：战场不勇、违令即为犯罪，不仅本人连带战友受罚，已获爵位也会被削减。 因此，对于秦军士兵而言，面前只有两条路：一是奋勇杀敌，获得丰厚奖励，享受更好生活，但可能战死；二是临阵脱逃、违令，则必死或丧失爵位与生活保障。即便已获高爵，士兵仍选择奋勇作战，不为财产所累赘。 东面的六国也曾尝试改革以应对局势，但远不及秦国商鞅变法彻底高效。原因在于，六国受等级制度束缚，旧贵族鄙视农民与士兵的上升，不愿看到他们通过军功与自己平起平坐。而秦国身处周礼秩序的边缘，意识形态负担轻，能够最大限度动员底层民众，把国家力量全盘投入战争轨道，动员全国青壮年人口，这种能力其他六国无法比拟。 由此可见，腐朽思想与阶级固化，对国家力量的消耗有多大。秦军将士奋力杀敌，抱人头冲锋，而庙堂之上的贵族们，却仍沉迷于君君臣臣的陈旧理念。回望秦国横扫六国的霸业，不由得令人感叹：历史，原来也只能如此展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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