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商鞅,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改革家,他的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强大的国力基础,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改革,六国军队在秦军面前才会溃不成军,丢盔卸甲,甚至被成建制地屠灭,惨烈程度令人咋舌。
可以想象,那时秦军的恐怖程度。每次战后,无数血淋淋的首级整齐排列,文官点数记录,士兵站在堆积的人头后,满面笑容,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对秦国百姓而言,上战场杀敌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,因而一听到国家要征战,民众便互相道喜,期待战争来临,亲属嘱咐参战男子务必多斩敌首。商鞅正是洞察人性,将百姓的残酷化作战场动力。 《战国策》中描述秦军士兵:脱下盔甲,光膀子冲向敌人,左手抱人头,右手夹俘虏。难怪其他六国都称秦国为虎狼之国。晋升爵位不仅意味着荣誉和田宅,还可免除徭役,甚至抵罪——即便触犯刑律,只要获得爵位,也可能仅降职而免于体罚。 爵位还决定一个人在秦国的衣食住行,几乎涵盖生活方方面面。商鞅变法后,个人的生计完全取决于在战场上为国家斩下多少首级,人头的数量直接影响其生活待遇。这种制度极大激发了百姓的动力。为了防止有人因累积财富而怠惰,商鞅设立规定:战场不勇、违令即为犯罪,不仅本人连带战友受罚,已获爵位也会被削减。 因此,对于秦军士兵而言,面前只有两条路:一是奋勇杀敌,获得丰厚奖励,享受更好生活,但可能战死;二是临阵脱逃、违令,则必死或丧失爵位与生活保障。即便已获高爵,士兵仍选择奋勇作战,不为财产所累赘。 东面的六国也曾尝试改革以应对局势,但远不及秦国商鞅变法彻底高效。原因在于,六国受等级制度束缚,旧贵族鄙视农民与士兵的上升,不愿看到他们通过军功与自己平起平坐。而秦国身处周礼秩序的边缘,意识形态负担轻,能够最大限度动员底层民众,把国家力量全盘投入战争轨道,动员全国青壮年人口,这种能力其他六国无法比拟。 由此可见,腐朽思想与阶级固化,对国家力量的消耗有多大。秦军将士奋力杀敌,抱人头冲锋,而庙堂之上的贵族们,却仍沉迷于君君臣臣的陈旧理念。回望秦国横扫六国的霸业,不由得令人感叹:历史,原来也只能如此展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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